麒軒:
美東的冬天夠冷,好處是可看四季更替之美,缺點是少了戶外活動,此刻我正閉關寫第2本書,一整天下來動腦過度,偶爾會想在家看看電影放鬆一下。而每當我看到電視架就會想到你,猶記兩年前你從西岸來,這電視架還是我倆去好市多(Costco)搬回來的,那時你面臨就業的十字路口,猶豫著是考會計師好,還是分析師有發展,如今你已考上會計師,不知當時給你做的分析是否有助於你的決策判斷?
十字路口的方向抉擇之所以困難,是因當下無法理清優先次序和可能發生的後果,很多事必須回頭看才歷歷清晰,不禁感嘆當時怎麼會犯下那樣的錯。老美也有所謂馬後炮之說,我覺得最有味道的是這句:「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禮拜一的四分衛)」,因超級盃的冠亞軍賽通常在禮拜天晚上舉行,禮拜一討論昨天晚上控球的四分衛應該怎麼投球時已無濟於事。
現在稻田裡的白鷺鷥越來越少,投資的天空卻是黑天鵝越來越多。今年以來截至1月中,美股標普500下跌了近8%,這結果可能會讓投資人懊悔先前的投資策略,但事後諸葛很難成為投資的常勝軍,何況永遠有不同的投資策略在爭論。
我想起1981年在軍中服役時,台灣也有一場經濟發展方向抉擇的重要辯論,稱「蔣王論戰」。這是台灣的經濟學家公開討論政府經濟政策的開始。
方向正確遠比數據精準重要
有人形容這是一場「李斯特(政府干預─凱恩斯理論)大戰史密斯(自由市場─古典經濟學)」的辯論。王作榮採取凱恩斯主義,壓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促進出口,以提高經濟成長率來度過危機,再回頭改善社會貧富不均的狀況。但蔣碩傑認為這個作法會造成社會不公、資本家得利、貧富差距擴大,因而主張控制貨幣,以穩定經濟和社會為主要訴求。
1954年蔣碩傑和劉大中應時任經濟部長尹仲容之邀,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調返國,提出高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廢複式匯率,改單一匯率,讓新台幣貶值到市場能夠承受的價位。
這是一個重要方向的抉擇,而台灣做對了,因為當時採用「保護主張」經濟政策的開發中國家經濟表現都極差。幸好台灣早就拋棄當時流行、卻是錯誤的經濟政策,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工業分工的開放市場政策,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跟蔣王大戰類似的,就是巴菲特vs現代投資理論,特別是黑天鵝三不五時報到的現在,誰是正確的一方呢?巴菲特在1993年給股東的信提到,學術界喜歡用不同的方式來定義風險,認為風險是指某一檔股票或某一股票投資組合的相對波動性,換句話說,指的是這些個股相對大盤的波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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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術人士利用了數據和統計的概念,精確計算出股票的貝塔值,也就是股票「過去」的相對波動性,然後依據計算的結果,做出只有少數人了解的當代投資組合理論,這些人在追求評估風險的單一統計數據時,忘記了根本的道理:概略的正確勝過精準的錯誤,也就是巴菲特認為概略估算但方向對,遠勝於精準計算但方向錯誤。
股價波動性高 對投資者反而有利
為什麼呢?巴菲特說:「對股東或企業主而言,學術界的風險定義大錯特錯,甚至荒謬。一檔比大盤跌得更凶的股票,當它價格低廉時,學術界竟認為比它價格高時更有風險,對於這些可能以非常低廉價格收購一整家公司的買主來說,這種論調說得通嗎?
事實上,真正的投資者是歡迎價格波動的,因為股市的劇烈震盪經常代表優質企業股價遭到不理性的打壓,當這樣的低價出現時,投資者根本不認為風險上升,反而可以趁著別人做出愚蠢動作時,好好的大口鯨吞撈上一筆。
舉例來說,2016年1月7日,美股當天道瓊指數跌近400點,跌幅2.3%,波克夏的第4大持股IBM,2015年已下跌14%,跌幅遠高於道瓊,顯見IBM的標準差(波動幅度的風險)高於大盤。但是1月7日這天IBM的跌幅只有1.6%,大約只有70%的大盤波動,從1月初到1月中,也只有下跌5.5%,對比大盤的8%,顯見它已產生抗跌。
如果以現代投資理論,看它過去的波動性,會將IBM的風險係數定位是高於大盤,但巴菲特則認為在不理性的情況下它的價格已超跌,反而因為價格下跌而內涵價值提高,是一個機會,這也是巴菲特認為現代投資理論違反現實的商業價值判斷和股市操作的地方。
借重有利論點 規畫投資策略
從我的舉例看,你會覺得誰正確呢?巴菲特是我非常尊重的一個人,不只是他的投資績效,而是他整個人所散發出來的特質和他的人生觀及哲學觀,但此刻我卻要說,多數人可能進入了巴菲特智慧的陷阱。
巴菲特對上述風險的敘述,我完全同意,也言之成理,但那是因為他已經事先對這個風險的來臨做好了準備,而一般投資者,如果沒有巴菲特的條件,和在投資領域裡具備能打造完整防禦體系的智慧,縱然巴菲特講的是事實,你也用不上,因為當黑天鵝來臨時,一般投資者的反應都是驚慌失措,這和巴菲特一開始就已準備好要抓住黑天鵝的布局和考量,完全不同。
也就是說,如果投資者懂得現代投資理論中所論述的風險係數、標準差和共變異數,及其延伸出來的資產配置觀念,進而將多種不同資產(股票、公債、現金等)作出一個有效的組合,且符合你的風險承受力,若這個投資組合的標準差可以下降,就是波動範圍的風險下降,那麼你就可以照原定的投資計畫執行,而不會在驚慌中做出傻事。
爭論還可以繼續下去,但我的看法是,這兩者都正確,但適用的對象不一樣,主要看當事者所具備的條件,兩者都有它可以借重的地方,如四季各有其美,也如當時的蔣王論戰,各指出了問題的面向,而政府也結合了兩位經濟學者的重要論述進行自由化,但對匯率利率稅率做一些管控。成功的投資者也可以借重巴菲特和現代投資理論兩者的有利論點,進而規畫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和方向。
為什麼由現代投資理論所延伸出的資產配置概念,對多數投資者適用?又該如何借重巴菲特的智慧呢?如果你對投資還有興趣,這將是你今年冬天的功課,等我新書完成時,我們再來一起印證是否所見略同。
又上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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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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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容這是一場「李斯特(政府干預─凱恩斯理論)大戰史密斯(自由市場─古典經濟學)」的辯論。王作榮採取凱恩斯主義,壓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促進出口,以提高經濟成長率來度過危機,再回頭改善社會貧富不均的狀況。但蔣碩傑認為這個作法會造成社會不公、資本家得利、貧富差距擴大,因而主張控制貨幣,以穩定經濟和社會為主要訴求。
1954年蔣碩傑和劉大中應時任經濟部長尹仲容之邀,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調返國,提出高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廢複式匯率,改單一匯率,讓新台幣貶值到市場能夠承受的價位。
這是一個重要方向的抉擇,而台灣做對了,因為當時採用「保護主張」經濟政策的開發中國家經濟表現都極差。幸好台灣早就拋棄當時流行、卻是錯誤的經濟政策,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工業分工的開放市場政策,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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